自1966年与钧瓷结缘,已整整40年了。这40年,郑群彦干过临时工,办过钧瓷厂,中间打过几年煤窑,一晃眼,十八九岁的少年即将迈过60岁的门槛。在这样一个年龄,郑群彦却做出惊人之举,重操旧业,为色彩斑斓的钧瓷,再抹一道亮丽的色彩。

     郑群彦自幼家贫,辍学后便在神垕的各个瓷厂打零工。那时注浆工艺还没有普及,钧瓷造型普遍采用拉坯、脱坯成型,技术难度高,劳动难度大。也许是因为出身不好,郑群彦很早就知道要学好一门技术,尽管只是为了生存。他深厚的造型功力就是那时打下的。明白钧瓷是一门艺术,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严肃的事业,是在拜著名钧瓷大师任坚之后的事了。那是1974年,任坚经过多方了解,毅然把侄女许配给了年已29岁尚未娶妻的郑群彦。是翁婿,也是师生,在任坚的指导下,郑群彦学会了一身过硬的陶瓷技术,在钧瓷的成型、烧成、釉料配制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1981年,他作为技术骨千被招聘到了新建的禹县第二瓷厂。

      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是以前向往已久的吗?然而,经过深思熟虑,郑群彦决定回乡办个钧瓷厂。带着任坚老师繁荣钧瓷事业的祝愿,当时较早的民营窑口——钧星瓷厂成立了。郑群彦胆大,拿着东拼西凑的4万元建窑,夏天投产,秋天挣了回来。要知道,20多年前,4万元是多大 一笔钱呀,而他,愣是用煤窑烧出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大花瓶,一时间,郑家钧瓷声名鹊起。

      钧瓷烧制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温度达到1200℃的时候,这时如果起风了,或是煤质不好,温度升不上去,就叫烧“拐弯”了。人生也像烧钧瓷,在关键的时候, 郑群彦拐弯了。1996年,他所在的大队一致推选郑群彦当生产队长,领着大伙打煤窑,办企业。为了不负众望,他只好退出了钧瓷业。几年下来,虽然经济有了起色,挣了一些钱,可累了一身病。而且,他离开钧瓷的时间太长了。2004年,在住院治疗期间,病中的他回忆着、思考着、遗憾着、憧憬着……

      是什么使他始终放不下钧瓷呢?郑群彦说,其它瓷种,做什么样儿,成什么样儿,所以,窑工一住火,就回家休息了。而钧瓷不同,它是火的艺术。郑群彦记得他在观火孔旁专注地凝视,精心地伺候着难以掌握的炉火;记得他在窑门口焦急地等待,一开窑,大夏天,穿着棉袄,泼一身水,也要顶着高温冲进去——窑变不可预期的美妙召唤着他。如果一窑有几件作品特别好,就可以回去美美睡个安稳觉了。烧钧瓷最好的季节是春秋两季,风和日暖,温度不高不低。可是,1991年夏天,一场骤雨不请而至,正在烧窑的郑群彦无奈地往窑里添了湿煤,没想到竟出窑了一件色泽奇妙的荷口瓶,通体紫蓝红错综渗润,中部挂了一大片月白色,纯净、玉润。就是这个荷口瓶,在1996年神垕镇政府赴香港举办钧瓷展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回想起这些,郑群彦半是欣慰、半是遗憾,欣慰从自己手中诞生过许多不可多得的钧瓷佳作,遗憾自己干钧瓷半辈子,作品流失殆尽。钧瓷艺术要传承,要靠作品说话,而自己,还能创作出有流传价值的作品吗?在病中,他作出了重新出山的决定。

      进入21世纪,禹州的民营窑口如雨后春笋,纷纷成长壮大起来。在强窑如林的今天,已届花甲之年的郑群彦重新披挂上阵,将凭什么一枝独秀,给世人带来新的惊喜呢?他尊崇传统,在造型上,希望偏重宋钧官窑的传统器型,尤其是仿青铜器的陈设瓷;在烧成上,他坚持认为,煤烧的技术难度与风险和釉色的玉润、浑厚是不可分割的两极,有烧制的难,才会有作品的极致。也许,那个暴雨夏天诞生的荷口瓶是郑群彦永远的一个梦,也是他永远的一个追求!

名家心语:存松柏之性,怀蕙兰之心,制至美之瓷,做率真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