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心语:复制是一个达到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只有达到,才能谈及超越宋代钧瓷就像一颗堆璨的明珠,闪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巅峰.我们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才有可能摘取这颗明珠,并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它所燃起的激情,我们无法具体地预刚到将来会出现什么更新的奇迹.但我们渴望重现中国陶瓷史上的诸多瓷窑之最、个人之最、世界之最。

      驱车来到神垕镇政府不远处,向右缓缓沿着高坡前行,至没有路时再向右拐,直到地势的最高处,就到了李应洲的家。

     李应洲之所以住这么高,是因为家过去“成分”不好。其老太爷辈开始到神垕做陶瓷营生,至其爷爷辈,已有了不少积蓄,并当上了窑主。这种渊源使李应洲对陶瓷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在众人眼中,李应洲属于“怪人”:从前一直和陶瓷打交道,从未接触过钧瓷,一旦接手钧瓷,就做起了高难度的宋钧研究,且赢得了专家的赞赏;不修边幅,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讲起话来却条分缕析,对钧瓷有着很深的透悟。

    1979年,因一个接班的机会,高中未毕业的李应洲来到了禹县钧瓷二厂。1984年,他被推荐到湖南醴陵陶瓷技术学校,学了两年陶瓷工艺。回厂后他在技术科工作,1987年被郏县地方国营瓷厂聘为技术厂长。但在此前,李应洲所从事的领域主要是卫生陶瓷,对钧瓷还是个门外汉。

     李应洲接触钧瓷是从推销仿古瓷开始的。那是1990年,随着国营瓷厂的衰落,李应洲开始了个人的创业之路。当时,神垕已有人在做仿古瓷。在帮着推销的过程中,他见过很多古代钧瓷的图片标本以及瓷片,深感当时的仿古钧瓷与宋代钧瓷差距太大,于是萌发了自己搞仿宋钧瓷研究的愿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佩章的支持。他从晋佩章先生那里查到了许多古陶瓷方面的资料。澳门一位姓陈的古玩商得知李应洲要搞宋钧研究后,把自己珍藏的实物照片非常翔实地提供给他。有了第一手资料后,李应洲考察了无以数计的古窑址,搜集了大量的古代钧瓷标本,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古窑址附近的原料进行取样,再计算出所需各种原料的配比,然后通过对火的各种控制寻找与古标本相同的效果。试验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煎熬的过程,他一下要做20个配方,进行数十次的试烧。在经过上千次试验后,李应洲终于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2000年,“中国首届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李应洲带着自己烧制的鼓钉洗、花盆等10多件仿宋钧瓷参加了展览。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看了李应洲仿制的作品,不觉眼前一亮。他拿起展台上的一个四方式盆托,端详良久,禁不住赞叹道:“这是我见到的至今为止最好的一件仿宋钧作品,它的釉质、釉色起码达到了清代雍正年间唐英在景德镇仿官钧的水平。”

     对于李应洲的仿宋官瓷,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台湾一个古董商曾从香港商人那里以不菲的价格买得几个宋钧洗,甚是欢喜,但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再次发现这些令他曾为之心醉的宋钧,不禁起了疑心。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是神垕一位李姓艺人的仿品。为此,他专程来到神垕,找到镇政府的领导,希望拜会这个“李老先生”。镇里领导为之愕然,怎么也不能将30多岁的李应洲与“李老先生”联系在一起。

      仿宋钧烧制成功后,不少古董商希望李应洲能在作旧方面下些工夫。发现自己作旧的钧瓷被卖了天价后,李应洲感到了不安。从此,他拒绝作旧,并将自己的工作室定名为仿宋陶艺作坊。

      李应洲属于那种爱思索的钧瓷艺人。比如,钧瓷为什么会从青瓷中异军突起,以釉具五色、光彩夺目而独树一帜?专家们共同的说法是,钧瓷把青瓷釉料作为底釉,继而在底釉上面又用含有少量铜的釉涂抹成斑块,然后巧妙地利用铜的还原性,形成了灿若晚霞的钧釉。但古代窑工们怎么会想到使用铜作着色剂呢?很少有人能够回答。李应洲反复思考这一问题,最后的结论是窑工们身上携带的铜钱可能掉到了入窑前的陶瓷坯子上。为此,他专门做了实验,在素烧后的瓷器坯子上涂上青釉,再放一枚铜钱,结果在第二次烧成后,放铜钱的周围就出现了晚霞般美丽的色彩。

      李应洲常说,我研究宋钧的仿制,目的是为了当今钧瓷有一个新的跨越。复制是一个达到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只有达到,才能谈及超越。我们的先辈尚能将钧瓷做成中国的五大名瓷,作为传承者更应该有新的作为。他认为,目前钧瓷研究者急需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应该在大家都认可的钧釉的基础上,构思出最能表现釉的特色的钧瓷器皿;二是在大家都认为比较美的传统钧瓷器皿上,研究出更能充分张扬这个器皿美感的釉色,使钧瓷具有更高

的观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