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的一天,景德镇皇家御窑窑务协理、实际上的负责人唐英派他的手下幕僚吴尧圃去河南钧州完成一项重要任务。送别时赠诗:“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疊关国宝。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原来,钧州正是著名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所在地,雍正皇帝很喜爱钧窑瓷器富于变幻、缤纷斑斓的釉色,曾多次拿出宫中珍藏的宋代钧窑器派员送往景德镇,命景德镇御窑仿造。但是由于宋代钧窑产品已停产几百年了,其烧制方法、原料配方早已失传,景德镇几次仿制均告失败。为此,唐英专门派人去调查钧釉的配制方法。

  后来吴尧圃果不负希望,终于在雍正八年(1730)烧造成功,所产瓷器完全达到了宋代的艺术水平,并且还有发展创新。仿品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并命再多烧造几件。清宫中收藏有北宋末年钧窑为皇家烧造的一批御用瓷器,主要是花盆、盆托及出戟尊。盆有葵瓣、莲瓣、海棠、长方、六方、仰钟等式样,盆托的式样与花盆相同,而且它们的底部还刻有从一到十的数字,用以大小不同型号的盆与托相配合。此外,还有带铭文的,其中“奉华”为宋宫殿名,“省符”含义不清,“养心殿”“重华宫”“景阳宫”“钟粹宫”等铭文为上釉之后刻,是清代皇宫各处陈设的标记,如刻“养心殿遂安用”字样的就是陈设在养心殿的配殿一遂安室里的,如刻“养心殿明窗用”字样的就是陈设在养心殿靠窗的条案上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考古表明,生产钧釉瓷器的窑址在河南省有很多处,并影响于河北、山西,时间从北宋直到元代。并且考古工在宋代窑层下面的唐代窑层发现了黑釉蓝白彩斑的唐代花釉瓷,说明了钧釉的。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禹县八卦洞及钧台的古窑址发现了与宫廷使用的传世钧瓷一样的瓷 器标本,同时出土的还有“宣和元宝“钱范,从而证明禹县八卦洞及钧台为北宋末年烧造宫廷用瓷的瓷窑。这批瓷器在北宋灭亡时被金人掠走,此后又为元、明、清王朝接手,一直保存于皇宫中,只是到了清末,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劫掠中流失了许多,末代皇帝溥仪又抵押卖掉了一些,以至这些宋代钧窑珍品今天分布在世界各地,尤以美国为多。

  钧窑瓷器从元代开始就受到文人鉴赏家的推崇,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钧窑在北宋年间为皇家生产御用瓷器,一方面应该是钧釉独特的釉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和难以言表的美感。任何技术的改进和艺术的创造也许开始于偶然的发现,但可贵的是对这种发现的把握和有意识的改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揭开了钧釉神秘釉色之谜,大致情况是:钧釉的釉子是一种深浅浓淡不同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较蓝的称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它的制造方法是:首先将传统的稀淡透明的石灰釉改为黏稠的乳浊釉:其次在本来含铁的釉中加人含磷的矿物,并提高烧成温度和延长烧成时间,使窑炉内的气氛由氧化变成还原。

  在这种气氛下,铁的含量减低,因此釉色就与铁含量高而形成的黑褐釉及铁含量中等而形成的青黄釉不同,而成为浅淡的不透明的鸭蛋青色釉;又由于加入了磷,显现了蓝色的荧光,这才造就了这种幽雅沉静的迷人色彩。但是这只是钧釉的一种基本釉色,而其更为迷人和有名的是灿若晚霞的海棠红、玫瑰紫和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这是釉色中加人了铜的氧化物的缘故。在此之前的几千年,我国瓷器的釉色都属于以氧化亚铁着色的青釉系统,钧窑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鲜艳的红色,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铜红釉的成色与铜的加入量和基础釉的成分有关,简单说,铜的含量高,则为鲜明的海棠红、火焰红、鸡血红;在铁青色釉上涂上铜红,青红重叠则呈瑰丽的玫瑰紫、茄皮紫、葡萄紫;铜红釉与铁青釉同时交错涂刷,铜与铁含量相等,则为神奇莫辨、变化无双的窑变。但实际上,铜对温度和气氛十分敏感,条件稍微偏离要求,就得不到好的红色,技术难度很高。并且由于成品出窑后的艺术效果很难预料,每件瓷器的釉色都不会一样,因此就有了“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钧窑成功地烧成铜红釉,对后来的陶瓷工艺演进有着深刻的影响,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的宝石红和各种窑变花釉,都明显与钧窑有关。因此可以说,钧窑瓷器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陶瓷艺术史上又一个十分卓越的成就。